危險犯之種類
(一)具體危險犯
- 法條如有「致生…危險」文字，屬具體危險犯。eg 刑法第184條「致生火車往來之危險」
- 此種危險屬於構成要件之內容，需行為具有發生侵害結果之可能性，始足當之。
Eg 在廢棄不用的舊鐵道上堆置石頭或損壞軌道，客觀上並不會造成火車往來之危險，對火車之往來並不具「具體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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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象危險犯
- 抽象危險犯是公共危險罪章中普遍的立法模式，然在特別刑法如毒品刑法、經濟刑法、食品藥品衛生刑法、環境刑法，亦廣泛運用抽象危險犯。
- 此種危險不屬於構成要件之內容，不問事實上是否果發生危險，凡一有該行為，罪即成立。即使舉反證證明行為不危險，行為人罪責仍無可反駁。
Eg 放火燒燬現非供人使用之他人所有住宅罪(174I)，即使行為人在放火前非常確信，或仔細檢查後確認無人在屋內，也無任何延燒可能，該放火行為仍被認具公共危險性。 - 對其批評：(1)違反罪責原則(2)不當擴大刑法的處罰範圍(3)刑法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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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轉貼適格犯之說明(李允呈 呈睿國際法律事務所、法觀人月刊第232期)
(新)第190-1條第1項 投棄、放流、排出、放逸或以他法使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舊)第190-1條第1項 投棄、放流、排出或放逸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而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108年刑法第190條之1有修正，此關日月光排放污水到後勁溪的案件；修正前的190-1是具體危險犯（有「致生公共危險者」的要件）的規定不妥當，這樣一來，檢察官必須證明日月光排放污水進後勁溪導致不特定人的生命身體法益有受侵害的危險性。然而，整條河流的污染源甚多，且沿岸居民身體健康即便不佳或罹癌，也有可能是個人體質或其他因素所致，此時因為在證明相當因果關係時卡關，基於刑事訴訟法的罪疑唯輕原則，自然對被告相當有利。當初好幾位被告法官判有罪但宣告緩刑已經是非常客氣了，嚴格說來，應該是要判無罪的，但無罪的結論顯然我們都無法接受，是吧。
事實上，德國針對環境刑法的條文，通常是規定成適格犯（適性犯），這是介於行為犯跟結果犯之間而較偏向行為犯的立法模式，也就是構成要件行為（例如：排放污水、製造噪音）必須藉由後面具有某個特色的要件來限縮構成要件的適用範圍（例如：達於足危害人體健康之ph值2.5、達到足以影響聽力之幾分貝），否則排放污水、製造噪音就該當犯罪的話，所有工廠都倒光光了。舉個我國比較近似適格犯的條文來說明，就是誹謗罪，構成要件行為是「指摘或傳述」，但如果指摘、傳述的是好事，也不會詆毀被害人的客觀外在名譽（名聲、形象），所以立法者用「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來限縮。本次修法將190-1從結果犯改成行為犯的方向是對的，但若能修正成適格犯（適性犯），將會更加完美，期待未來有機會再修法時，有機會能更精準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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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刑法的保護法益，根據德國通說見解，認為應為「生態及人本的法益」 。即，環境刑法雖然主要是用來保護環境生態不受汙染，也是使得人類能在地球上永續生存，且具有代永續生存的利益，不止是為了我們，還必須充分保護下個世代的利益。
據此，人類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對於人類面臨現實的危害仍然遙遠，例如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不可能立即導致臭氧層破洞，而是日積月累的導致環境受到破壞，也因此必須將刑罰的發動時點往前移，不能等到發生結果後再來加規制。否則，當生態環境遭受汙染、破壞後，影響的不只是單一個人，而是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的生命、財產、自由等法遭受侵害，所以生態或環境本身的保護，已經提升成為「集體法益」(或稱超個人法益)。
而刑法對於集體法益的保護，立法者大多選擇使用抽象危險犯的規制態樣，即檢察官只要證明行為人完成構成要件行為，不待發生構成要件結果，即足構成犯罪。否則，倘罰動時點必須待法益實際遭受侵害後方能發動刑事訴追與懲罰，根本無法有效達到保護法益功能。
惟為避免抽象危險犯立法模式可能造成羅織犯罪過廣及具體危險犯之危險結果難被證明，因而出現適格犯(或有稱適性犯)概念。所謂適格犯，是指在構成要件的設計上，透過「足以」的文字敘述，要求個案事實中必須出現與構成要件行為相關的危險特徵，方足以招致法侵害，此篩漏對構成要件具有重要性的事實情況；透過將原來對構成要件結果的描述，轉為「行為的侵害特徵」，限縮概括條款的涵蓋範圍。例如，新修正第286條妨害幼童發育罪，「『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即屬適例；又例如刑法第310誹謗罪的「『足以』毀他人名譽之事」，蕭宏宜教授認為，立法者透過此要素限縮罪中指摘或傳述的內容，用以避免過份限制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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